15、参考案例：债权受让人和转让人同时申请执行，应参照适用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相应规定——深圳某投资公司与湖北某贸易公司执行复议案

　　债权受让人和债权转让人同时申请执行，应参照适用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相应规定，即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的条件下，应同时满足“申请执行人必须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这一条件。若当事人对债权转让合同效力发生争议，应通过另行诉讼解决。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2020）鄂执34号执行裁定驳回深圳某投资公司的执行申请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简称《执行规定》）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3）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4）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5）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主要涉及上述第二项，即深圳某投资公司是否为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利承受人。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对债权转让合同效力发生争议，原则上应当通过另行提起诉讼解决，执行程序不是审查判断和解决该争议的适当程序。基于此考虑，为避免执行程序因申请执行人主体资格发生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时，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的条件下，又增加了“申请执行人必须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这一条件。本案中，尽管债权受让人深圳某投资公司不是在执行程序中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而是以债权受让人的身份直接申请执行，但二者的法律基础是相同的，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申请执行主体变更，即通过立案阶段解决主体变更问题。在湖北某贸易公司对深圳某投资公司取得案涉债权持有异议的情况下，湖北高院以深圳某投资公司的权利承受人身份尚未得到湖北某贸易公司的书面确认为由，依照《执行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驳回其执行申请并无不当。因此，深圳某投资公司关于（2020）鄂执34号执行裁定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法院不予支持。深圳某投资公司若认为其权益受到侵害，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

　　16、参考案例：债权连续转让过程明确清晰，可以依最后受让人申请直接依法变更其为申请执行人——河南某公司变更申请执行人执行监督案

　　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甲公司在受让债权后又把债权转让乙公司，乙公司在受让债权后又转让给丙公司，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均认可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因此，被执行人关于无法确定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转让程序恶意虚假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债权转让，虽未直接书面通知被执行人，但以在报纸上刊登《债权转让通知书》的方式通知了被执行人，且在变更申请执行人的程序中被执行人已经知道了债权转让的情况，被执行人关于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集点为能否变更丙公司为本案的电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本案执行过程中，原申请执行人某某农信社将本案的债权转让给甲公司,并经某某法院（2016）豫1104民初2138号民事判决确认。某某村委会对前述判决不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最终未获支持。甲公司在受让债权后又把债权转让乙公司,乙公司在受让债权后又转让给丙公司，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均认可债权转让的真实性。因此，某某村委会关于无法确定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转让程序恶意虚假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的债权转让，虽然未直接书面通知某某村委会，但以在报纸上刊登《债权转让通知书》的方式通知了某某村委会且在变更申请执行人的程序中，某某村委会已经知道了债权转让的情况，申诉人关干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另外，申诉人主张的债权只能转让一次，本案债权转让多次应属无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17、参考案例：被执行人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行为的效力提出异议的，应另行诉讼救济，不影响执行案件中申请执行人的变更——某钢铁厂与西咸某信息服务公司执行复议案

　　执行程序中，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行为进行形式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律规定，且原债权人书面认可债权转让事实的，可以依法变更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行为的效力提出异议的，应当通过另诉予以救济。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某资产管理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了西安某经营公司，西安某经营公司又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了西咸某信息服务公司，两次转让均在省级报刊上发布了转让公告，同时某资产管理公司、西安某经营公司分别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债权转让证明》，认可债权转让的事实。emc易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初步审查，认为转让行为符合法律规定,遂根据债权转让合同及西咸某信息服务公司申请，变更西咸某信息服务公司为（2005）陕执二民字第32号案件申请执行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某钢铁厂复议请求确认西安某经营公司向西咸某信息服务公司转让涉案债权无效等主张，可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五条、第六条相关精神，另行救济。

　　18、参考案例：超出债权转让目的之债务处置的效力认定——台州某公司诉张某茂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债权让与人为实现向他人清偿债务之特定目的，通过签订债权转让合同让渡超出该目的之权利，受让人虽可取得债权，但并不能终局的保有债务人就该债权所为之给付，故其受让后仍当秉持诚实信用原则，不得超出该转让之目的行使权利。债权转让之特定目的系债权转让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内部约定，基于保护交易安全的考虑，受让人与善意之债务人就债务清偿事宜达成的交易安排，即使超出债权转让之目的，并非当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债务人在明知债权转让之特定目的以及受让人并不能终局保有所受领之给付的情况下，与受让人达成的交易安排，实质上损害出让人利益的，该交易安排应认定为无效。

　　债权转让之目的属于债权转让当事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基于保护交易安全的考虑,受让人与善意债务人就债务清偿事宜达成的交易安排,即使超出债权转让之目的,并不当然不具有法律效力。此处所谓“善意债务人”系指不知或不应知道债权转让当事人双方就债权转让之目的作出特别约定的债务人。本案中，林某某、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置业公司收到的转让通知并未载明债权转让的目的,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就张某茂、黄某诉林某某、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置业公司的案件所作出的904号判决已经载明,《债权转让协议》及《债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有关张某茂、黄某在实现受让的债权后代台州某公司清偿债务的内容。据此,林某某、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置业公司至迟在该案审理中已经知道,张某茂、黄某实现债权后应代台州某公司清偿债务。在明知债权转让目的以及张某茂、黄某并不能终局地保有所受领之给付的情况下,林某某、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置业公司理应知晓其与张某茂、黄某在执行阶段签订《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降低债务的执行数额,已经超出了其二者正常商业交易安排的范畴,并将有损台州某公司的利益。据此,在签订《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时,林某某、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置业公司不无恶意。张某茂、黄某自始知晓案涉债权转让之目的,亦当明知其二人并不当然有权任意处置案涉债权,其虽可与他人就债务清偿事宜达成交易安排,但不得有损台州某公司利益。张某茂、黄某在债权转让目的范围外,与林某某、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置业公司签订和解协议降低债务的执行数额,亦难谓不具有恶意。故在张某茂、黄某与林某某、何某明、何某光、台州某置业公司均明知传权实现的款项应首先用以清偿台州某公司对他人债务的情况下,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降低债务执行数额,足以证明其存在主观恶意,属恶意串通。因案涉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根据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案涉《执行和解及担保协议》无效。

　　19、参考案例：债务人以不良债权涉及政策性财务挂账为由，起诉请求确认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上海某投资咨询公司诉济南某银行、济南某十二家供销社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Ⅰ、本案系因金融不良资产转让引发的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纠纷案，虽然案涉债权涉及政策性财务挂账的认定问题，但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关于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处理的有关规定，是国家针对特定时期、特定部门、特定行业基于政策原因产生的债权债务采取的一种特殊处置措施，由中央、地方政府给予一定时期的停息、财政补贴等政策优惠，但“不调整债权和债务关系”。当事人以案涉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出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emc易倍

　　Ⅱ、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五条“国有企业的诉权及相关诉讼程序”的规定，在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的诉讼中，国有企业债务人以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出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向同一人民法院另行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故国有企业债务人提出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应以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起诉条件的规定为判断标准。

　　首先，本案济南某十二家供销社以济南某银行、威海某投资公司与山东产权交易中心三方签订的《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合同》中包含济南某十二家供销社的债权系政策性财务挂账，作为普通债权非法转让，导致其被追索，受到重大损失为由，提起本案确认合同无效诉讼。为此提交了有关国家计委等七部门《关于清理核查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的意见》、山东省、济南市关于核复供销社财务挂账及其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及其附件供销社合作社系统财务挂账核复表、供销社合作社系统财务挂账分解落实统计表、关于历城区供销社分解落实财务挂账的报告及附件等证据材料，有明确的和县体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至于其所主张挂账债权是否属于政策性财务挂账，转让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属于实体审理确认的范畴。

　　其次，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关于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处理的有关规定，是国家针对特定时期、特定部门、特定行业由于政策原因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采取的一种特殊处置手段，由中央、地方政府给予一定时期的停息、财政补贴等政策优惠，但“不调整债权和债务关系”。济南某十二家供销社以案涉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出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综上，原审以济南某十二家供销社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不当，法院予以纠正。